马蕾娜今年18岁，曾经去挪威做过一年的交换生：
“我在挪威做交换生的时候有很多课余时间。每天从上午八点半到下午四点有课，四点以后的时间我可以自由支配。我放学以后从来不用做家庭作业，因为挪威中小学的教学方法和德国不一样，老师当然也会给我们布置任务，不过我们都是几个同学一起合作在学校里完成这些任务。下午放学以后我就去锻炼身体。开始的时候我天天打排球，后来也经常去一家健身房。我有好几个同学在那家健身房打工，所以我去健身的时候总是能遇到不少熟人，可以和他们说说笑笑，很有意思。挪威人到了十六七岁以后就开始定期打零工，因为在学校下午放学早，又没有家庭作业。”
“可惜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现在我又回到了德国，再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运动了。我必须拼命学习，否则就会被别的同学落在后面。在德国的中学课堂上，老师还是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学生用纸和笔做笔记。在挪威的时候，老师会把讲义提纲发给学生，学生们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我现在上十二年级，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之间放学，回家以后我每天还要学习四个小时，因为差不多每周都有测验。对我来说化学课特别辛苦。我念的那所高级中学是偏重理科的，学校希望我们的数理化成绩特别好，所以不用功是不行的。我的成绩属于中等，不是班里的尖子。估计接下来的两年会更加辛苦，恐怕没有多少时间去锻炼身体和搞其他一些业余爱好了。”
伊利莎去意大利做过一年的交换生：
“在意大利的一年真的棒极了。到最后我觉得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地道的意大利人。我一再推迟回国的日期，回到德国以后，我见到自己的家人当然也很高兴，不过我马上又开始想念意大利的朋友们。我一到德国就奔到最近的电话亭去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平安到家，很想念他们。”
“回到德累斯顿以后我挺不适应的。这个城市到处都是灰蒙蒙的，还有那些黄色的城铁和公共汽车看起来都怪怪的。德国菜我也吃不下去，我妈妈只好去买意大利的食品。其实德国菜并不是真的那么难吃，而是生活节奏的问题。我在意大利的时候早上不吃早饭，就喝一杯咖啡，晚上九点以后却一定要吃一顿热乎乎的宵夜。”
“在意大利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大家庭里面，那里总是很热闹。现在家里只有我和我妈妈两个人，如果她不在家，那我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她在家的时候我们又会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停地争吵。所以我每天给我意大利的朋友打电话，不停地比较德国和意大利，对德国处处不满意。后来我终于说服我妈妈和我一起去西西里度了一个月的假，使她对意大利有所认识，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才慢慢好起来。”
“上九年级的时候我换了一所意大利语教学很不错的学校，刚转进新学校的时候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心情很不好。恰好我在意大利住过的那一家的男主人过生日，我就悄悄飞到意大利去给他祝寿，让他们全家人大大地惊喜了一番。我当时也快乐得不得了，感觉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一家人似的。这次意大利之行把我从沮丧的情绪中解放出来，从那以后我在新学校里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我一共飞到意大利探望了他们九次，过一段时间他们也会来德累斯顿参加我的高级中学毕业典礼。”
“无论如何，我知道不能总是沉浸在对意大利的回忆中。我必须过好在德累斯顿的生活，再说我想念意大利的时候可以经常飞过去。”
格里格今年19岁，家住北威州藻厄兰地区的一个小镇，他曾经去中国作过交换生：
“我坐在从北京返回德国的飞机上，心想：不要啊，难道我真的已经离开了那个五光十色的大都市，现在正在回老家小镇的路上？”
“北京有1100万人口，我老家只有6000居民。在北京我不管去哪儿都坐出租车，可是回家以后又得天天等校车。北京到处都是气势雄伟的高楼大厦，在老家的小镇上全是一家一户的小房子。我在北京的时候天天说英语或者中文，回来以后我得重新适应德语。”
“我觉得我的心还留在北京没有回来，对德国的一切感觉有点淡漠，有点麻木。虽然我从来没有过德国怎么这么糟糕之类的想法，不过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生活在自己的那个中国世界里。”
“周围的德国朋友和我说话，我常常心不在焉，而当我跟他们讲一些中国见闻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我更喜欢和一些去过国外的交换生聊天，我在中国的时候认识了两个分别来自汉堡和梅克伦堡的交换生，我和他们关系一直很好。”
“我还特别怀念花样繁多口味不同的中国菜。我们镇上有一家中餐馆，他们做的菜可惜不能和我在北京吃到的东西相比，因为老板是香港人，香港人的口味本来就和北京人不同，他们的普通话也不标准。不过我还是和一个叫阿刘的厨房帮工交上了朋友。我们有点像语伴——我纠正他的德语，他帮我学汉语。”
“通过高级中学毕业考试之后我本来应该去服兵役，不过我选择了服民役，去中国做志愿者。所以现在我又到了北京，目前在一家语言学校教德语。”
拉斯今年18岁，去澳大利亚作过交换生：
“我在澳大利亚的交换生生活快要结束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好像电影《幸福终点站》（The Terminal）里演得那样——汤姆？汉克斯的护照失效，被扣留在机场内，既回不了刚刚发生政变的祖国，美国当局也不让他入境。我当时在墨尔本的最后几个星期就有这种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的感觉，当时我人还在澳大利亚，但是已经开始着手申请在德国的实习位置，同时还要把回国后要上的课程选好。回到德国以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德国的生活方式。我不怎么特别怀念澳大利亚，可能是因为我曾经换过两家寄宿家庭，我和他们的关系一直没有热络起来。”
“不过回国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重新适应了德国的学校生活。德国的学校里老师经常生病请假，动不动就让别的老师来代一个星期的课。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从来没见过老师请病假缺课。另外德国很多学校师资力量不足，我在澳大利亚就读的那所天主教私立中学和德国的学校相比简直可以说是奢侈。这所学校的校园占地很广，校园宽敞得不得了，全校只有1400名学生。学校里配备了很多投影仪、交互式覆写板等设备，图书馆里到处都有电脑，每个学生可以用学校的打印机免费打印50页。学校还开设德国中学所没有的经济管理和心理学等课程。”
“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我们每天穿西服打领带上课，老师用幻灯片演示讲义内容，也会把打印好的讲义提纲发给学生，现在我又穿起了随随便便的休闲服，被迫上一些我不感兴趣的课，坐在黑板前面吃粉笔灰。”
“当然墨尔本那所私立中学学费很高，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条件。学校实在太有钱了，我们这些德国交换生甚至可以免学费，我们去墨尔本市内观光五天的住宿费用也都是学校付的钱。”